从“民法典合同编草案”看将来“民法典”对海上运输合同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8-12-29 16:36:27  来源:航运界     专家:瀛泰航运法讯

2018年8月27日至3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首次审议了《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并自9月5日起在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我国“民法典”编纂的第二步,也即“民法典”分则的编纂正式进入立法机关的审议程序。根据“民法典”编纂工作计划,各分编草案初次审议后,将分拆为若干单元进行多次审议和修改完善。12月23日至29日,“民法典合同编草案”再次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进行二审。未来“民法典”将是我国民事领域的基本法,海上运输合同法律制度作为海商法的核心制度,必将受到“民法典”合同编的影响。

一、“民法典合同编草案”关于运输合同规定的基本情况

较之2007年《物权法》、2009年《侵权责任法》,1999年《合同法》的出台至今已近二十年。随着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合同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据此,“民法典”分则编纂在整合现行民事立法的基础上,对于《合同法》修改幅度相对较大。但是,目前修改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总则部分,涉及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保全、变更和转让、权利义务终止、违约责任等内容,对海上运输合同的影响并不明显。

《合同法》第十七章“运输合同”共计34条,分为第一节“一般规定”(5条)、第二节“客运合同”(11条)、第三节“货运合同”(13条)以及第四节“多式联运合同”(5条)。“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一审稿第十八章“运输合同”(第594条至第627条)的体例安排、条文数量与现行《合同法》第十七章完全相同,具体条文内容的变化也并不明显,仅在第二节“客运合同”的第600条、第604条和第605条,较之《合同法》第294条、第298条和第299条分别增加了部分内容,因而《关于〈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的说明》也未提及运输合同。此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合同编(草案)》(2017年8月8日民法室室内稿)第二十一章“运输合同”(第414条至第447条)的规定更是与现行《合同法》完全相同。

目前,“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尚未向社会公布。从媒体报导看,二审稿主要针对合同编的体例结构、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保证方式的推定、保理合同、客运合同、技术合同、物业服务合同等内容进行了优化修改,进一步回应社会争议和公众关切。其中,与海上运输合同关联较为密切的仅有“客运合同”一节。该节的修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明确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运,承运人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条件运输旅客;二是明确实名制客运合同的旅客丢失客票时,可以要求承运人挂失补办,承运人不得再次收取票款和其他不合理费用;三是明确承运人应当严格履行安全运输义务,及时告知旅客安全运输应当注意的事项,旅客对承运人为安全运输所作的合理安排应当积极协助和配合,以及遇有不能正常运输的特殊情形和重要事由,承运人应当及时告知旅客并采取必要的安置措施。

上述内容实际在“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一审稿第294条、第298条和第299条均已有不同程度的规定,仅在表述上作了更为详尽的修改与强化。例如,关于客票的挂失补办,一审稿规定“承运人不得再次收取票款”,而根据媒体报导,“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审稿似乎修改为“承运人不得再次收取票款和其他不合理费用”,表述更为周延,也更能应对实践需要。考虑到运输合同历来不是一般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研究的重点所在,加之海上运输、航空运输等具体运输方式形成的合同关系大多是由海商法、航空法等特别法领域专门加以研究,“民法典”合同编的编纂进程对于运输合同规则再作大幅修改的可能性很小。“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中“运输合同”一章的现有内容颇有可能整体延续至正式通过的“民法典”合同编。

二、将来“民法典”无法填补国内水路货物合同的制度缺失

我国有着庞大的水路货物运输市场。根据交通运输部《2017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7年末我国共有内河航道通航里程12.70万公里,沿海运输船舶和内河运输船舶分别为10318艘和13.23万艘。但是,《海商法》第2条第2款明确规定该法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不适用于我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

长期以来,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在我国主要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定的《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简称《货规》)等部门规章调整。2016年5月30日《货规》被废止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仅能适用《民法总则》《民法通则》《合同法》等一般民事法律,虽非无法可依,但此类一般法的规定过于抽象、原则。特别是《合同法》第十七章“运输合同”同时适用于水路、公路、铁路、航空运输方式的货物和旅客运输合同,规定相对简单,多为原则性规定,适用于具体运输合同时可操作性不强。目前,我国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存在严重的制度缺失。

从“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一审稿和二审稿看,关于货运合同的规定相比现行《合同法》第十七章的规定并无改进,再次说明了“民法典”合同编的编纂无法填补我国国内水路货物合同制度的缺失。目前,《海商法》修改已经列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作为第二类项目之一,即需要抓紧工作、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2018年11月5日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海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增加了关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

笔者因此认为,通过修改《海商法》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扩大该章的适用范围使之适用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包括沿海货物运输合同和与海相通的内陆可航水域货物运输合同,应是从根本上解决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法律依据最为现实和可行的途径。

至于《海商法》修改完成以前制度缺失的现实情况,《民法总则》第10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按照《货规》原有内容在长期的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实践中形成的很多合理和成熟的做法,符合《民法总则》第10条规定的习惯的适用要件,因而可以在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中作为习惯得以适用,解决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争议。

三、将来“民法典”对于海上旅客运输合同可能产生的影响

从媒体报导分析,客运合同规则的完善是“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审稿的亮点之一,主要是为应对实践中时常发生的旅客霸座、不配合承运人采取安全运输措施等严重干扰运输秩序和危害运输安全的恶劣行为,以及承运人未能妥善履行安全运输义务等情形。从“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一审稿看,将来“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对于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特别是近年来在我国快速发展的邮轮旅游运输将产生一定影响。

(一)“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一审稿第604条(承运人告知重要事项的义务等)

《合同法》第298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向旅客及时告知有关不能正常运输的重要事由和安全运输应当注意的事项。” “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一审稿第604条在此基础上增加规定了第2句:“旅客对承运人为安全运输所作的合理安排应当积极协助配合。”

这一新增规定对于邮轮旅游,尤其是应对一度非常突出的“霸船”现象具有鲜明的积极意义。“霸船”事件发生最为主要的根本原因在于旅客对于航程变更的法律定位认识不足,单纯关注自身权益受到的所谓侵犯,但却不了解航程变更可能符合法定的免责条件,从而不愿与邮轮旅游经营者共同分担合同的正常风险。《旅游法》第14条和第72条虽然规定了旅游者不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以及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更多是从旅游法以及旅游服务合同的角度入手。“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一审稿第604条对于《合同法》第298条的修改,可以从运输法以及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的角度规制邮轮旅客的“霸船”行为,明确了在恶劣天气等合法原因导致邮轮发生航程变更的情形下,旅客负有积极协助配合邮轮公司,尤其是船长行使独立决定权作出的航行计划变更等合理安排的义务。

(二)“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一审稿第605条(承运人按照客票运输的义务)

《合同法》第299条规定:“承运人应当按照客票载明的时间和班次运输旅客。承运人迟延运输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或者退票。”“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一审稿第605条在此基础上修改为:“承运人应当按照客票载明的时间和班次运输旅客。承运人迟延运输的,应当履行告知和提醒义务,并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或者退票;由此给旅客造成损失的,承运人应当赔偿,但是不可归责于承运人的除外。”

“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一审稿第605条首先增加了承运人在迟延运输情形下的告知和提醒义务。此前部分地方立法专门针对邮轮旅游也有相关规定,如《上海市邮轮旅游经营规范》第17条“航程变更处置”第1款规定:“在邮轮旅游行程开始前,因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邮轮延误、不能靠港、变更停靠港等情况的,邮轮公司、旅行社和邮轮码头应第一时间向旅游者告知不可抗力的具体情形、邮轮航线变更情况、解决方案等内容。”

“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一审稿第605条关于承运人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一定程度上与邮轮旅游的特殊性不相协调,因为邮轮旅游涉及的海上旅客运输不属于公共运输。同一邮轮公司在同一邮轮母港通常每周仅有一个班次,因而要求承运人在迟延运输的情形下安排旅客换乘其他班次并不现实。邮轮旅游与海上特殊风险密切相关,受到台风等恶劣天气的影响而发生航程变更、特别是迟延开航并不鲜见。如果动辄允许旅客主张退票,未免过于苛责邮轮公司,不仅不符合海上特殊风险对于法律调整的特殊需要,也将影响邮轮旅游市场正常的经营秩序,有欠公允。

邮轮旅游本质上属于旅游活动,邮轮船票证明的海上旅客运输合同因不可抗力而发生迟延运输的处理规则,也应与《旅游法》第67条确立的旅游服务合同的不可抗力处理规则有所协调。该条针对因不可抗力或者旅行社、履行辅助人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导致合同不能完全履行的情形,允许旅行社经向旅游者作出说明后先行在合理范围内变更合同,唯有旅游者不同意变更时方才可以解除合同,而未像《合同法》第299条和“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一审稿第605条那样直接赋予旅客对于变更合同或解除合同的选择权。即使是在旅游服务合同解除的情形,《旅游法》第67条也允许旅行社扣除已向地接社或者履行辅助人支付且不可退还的费用。因此,“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一审稿第605条关于承运人按照客票运输义务的规定,无法完全适应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特别是邮轮旅游运输的特殊性。

《海商法》修改应当对此有所关注,尽量消除未来“民法典”合同编对于邮轮旅游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注:本文是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在航运界网的专栏,转载请先获授权。本文作者为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上海海事大学教授胡正良和上海海事大学航运管理与法律博士研究生孙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