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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损理算之路

发布时间:2015-02-09 14:55:18  来源:航运界     专家:瀛泰航运法讯
 
共同海损理算是一项古老而复杂的专门性工作,与海商法中共同海损制度密切相连,涉及航运、贸易和保险等利益方的利益,对于促进航运、贸易和保险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海损理算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国内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不断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有幸参与和见证了四十年中国海损理算事业发展的风雨历程。
 
一、中国海损理算从无到有

1966年以前,中国没有专门从事海损理算工作的机构,而且缺乏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我国的船舶,包括租用的外轮发生共同海损事故,均由外国人进行理算。为了适应我国航运、国际贸易和保险事业不断发展的需要,应交通部(包括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对外贸易部(包括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公司)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要求,1966年4月23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下称“贸促会”)决定设立海损理算处,受理和处理海损理算案件。高隼来和我被指派到该处工作。1969年1月8日,分管贸促会工作的对外贸易部向国务院呈交了《关于在我国办理共同海损理算问题的报告》。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一些中国船公司开始不再把共同海损案件送往国外,而是委请贸促会海损理算处进行理算。此举填补了我国在海损理算这一领域的空白,令人感到欢欣鼓舞。

二、中国海损理算从小到大

但是,中国海损理算工作遇到了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

首先,人员严重不足,水平亟待提高。

贸促会理算处在筹建和设立初期,正值“文革”期间,全国都在狂热地搞阶级斗争,各个单位的正常业务几乎陷于停滞状况,特别是1969年贸促会大批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后,留下来专门从事理算工作的实际上仅有作者一人。除理算外,还要兼管商标代理、海事仲裁和外贸仲裁工作,实在是分身乏术。

理算处在成立后的几年里,虽然办理了几起单独海损案件,编制并发出了“海东”轮和“埃梯科斯”轮等共同海损理算书,但要做好繁杂费时、工作量大、涉及面广、专业性强的理算工作,深感十分困难。

其次,理算应遵循的原则不明确具体,而且未制定中国的理算规则和法律。

在1969年1月8日对外贸以部呈交国务院的报告中,仅提到:“我们根据平等互利、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理算”。当时,有关部门的领导不同意共同海损可以参照国际上通用的《约克-安特卫普规则》进行理算,而我国又没有自己的理算规则和法律可以作为理算的依据。

在此情况下,理算工作举步维艰,案件严重积压。在这艰难的时刻,1971年任建新(注一)出任贸促会法律部部长后,立即采取了各项措施,花大力气着手解决理算工作中存在的难题(注二)。
 
(一) 充实理算队伍,培训专业人员
 
任建新从“五七干校”调回来一大批干部,其中包括高隼来、邵循怡、唐厚志、戎洁心、许秀姑、许履刚、黎东发、徐士章和阎存厚等专家,高隼来负责理算处的日常领导工作,还聘请人民保险公司的王恩韶和周泰祚以及交通部的冯法祖总船长几位专家当顾问,大胆放手使用他们。理算处的人员最多时达18位,可以说是“兵多将广”。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中国海损理算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有了人以后,接着便是对其进行培训。在理算处的人员中,有熟悉航运和国际贸易业务的,有长期从事海上保险工作的,还有具有海损理算和海商法的基本知识的。任建新把大家组织起来,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并进一步查阅外国的相关书籍和资料,学习《1950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参考许多外国编制的海损理算书。此外,邀请一些外国著名的海损理算师来华访问,如英国的William Richards和Geoffrey Hudson先生、瑞典的Pinos先生等。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上的相关活动。1973年10月8日,任建新率团,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欧洲海损理算师协会第七届大会,了解国际上共同海损发展动态,并大会的发言中提出以“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的精神,参照国际惯例”作为重国积极开展海损理算工作的原则。与此同时,理算处致函许多国家的海损理算师,调查各国有关海损理算的法规和习惯做法。学习培训和调查情况的工作持续数年,大大提高了理算人员的业务水平,加快了办案的速度。
 
(二) 明确理算原则,制定《北京理算规则》
 
共同海损理算具有国际性,《约克-安特卫普规则》是被普遍采用的理算规则。任建新明确,具体的理算做法可以参照《约克-安特卫普规则》的规定。

共同海损理算规则是理算的依据。经过数年的办案实践,理算处总结办案经验。由任建新主持,理算处全体人员参与,历时三年,参照国际上普遍采用的1950年和1974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先后征求全国100多个有关单位的意见,草稿经过六次修改,我国制定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共同海损理算暂行规则》(简称《北京理算规则》),并于1975年1月1日经对外贸易部、外交部、交通部和财政部批准,正式对外公布。

《北京理算规则》内容系统,文字简练,整个规则仅有8条(《1974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为22条)。它既考虑到航运和海损理算业务的国际性,基本上采用国际上普遍认可的原则,又具有中国特色,有许多新的创意:(1)在理论上仅承认为了共同安全作出的特殊牺牲和支付的额外费用才属于共同海损,但实际上又规定在一定情况下,为了安全完成航程支付的费用和造成的损失,在当前情况下可列入共同海损;(2)提出简化共同海损理算和对保证金的处理办法;(3)要求有关方在一定时限内宣布共同海损和提供理算所需的材料等。

虽然《北京理算规则》过于简单,尤其对事故系一方不能免责的过失所引起的案件不进行理算的规定,与国际上的做法不同,需进行修订,但《北京理算规则》公布后被我国航运界、贸易界和保险界普遍接受和采用,是我国数十年来进行理算的依据,在海损理算工作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还须特别指出,在“文革”期间,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大叫“砸烂公检法”,各种法律和法规都受到批判。1972至1974年,“四人帮”的邪恶势力还十分猖獗,今天批这个,明天抓那个,随便给人扣上大帽子,甚至将许多人关进监狱,进行政治迫害。在此情况下,制定并对外公布《北京理算规则》是要冒相当大的政治风险,要有很大的勇气和魄力。
 
(三) 推动国内立法,规则并入《海商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交通部就邀请有关单位开始着手起草《海商法》。1952 年至1963 年,《海商法》草案九易其稿。此后,由于“文革”的干扰,起草工作一度中断。1974年任建新率团出席在汉堡举行的国际海事委员会第三十届大会,了解到国外海商法律、法规的制定情况。回国后,他向有关部门提出加快我国海商立法的工作,推动了制定中国《海商法》的进程。1982年由交通部牵头,由各有关单位参加,恢复了《海商法》的起草工作。贸促会包括理算处的代表参加了《海商法》制定工作的全过程,除提议《海商法》应规定承运人对其雇员在管船方面的过失可以免责和对迟延交货的责任以其运费为限外,还特别建议:(1)在同一航程中,船舶、货物和其他财产遭遇共同危险时,为了共同安全有意并合理作出的特殊牺牲或者支付的额外费用应作为共同海损,由各收益方按其价值的比例分摊;(2)《海商法》中应有如何确定牺牲和分摊价值的相关规定。作为该法第十章“共同海损”的起草执笔人,我们将《北京理算规则》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款除外)并入《海商法》。 这些意见均被国务院法制局和人大法工委采纳。1992年11月7日《海商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自1993年7月1日起施行。

三、中国海损理算从国内走向世界

1985年7月,经贸促会批准,贸促会理算处派员带了不到两万美元的开办费,赴香港与英国资深海损计算机构——理霍公司(Richards Hogg Lindley)合作,办理海损理算业务,开辟第二市场。起初,有些外国人认为中国大陆人做不了共同海损理算,在香港无法立足,不用多长时间,就得退出香港,返回大陆。但经过数年的艰苦拼搏,合作公司的业务不断扩大,占香港中资和中外合资航运公司的理算业务份额从零到20%,又从20%到80%,最后达到100%。1991年秋,除已办的案件和已收的理算费外,合作公司受理待办的案件160多件,可收取理算费数千万港元。原来预计公司开办两年后,才能收支平衡,但实际上,第一年就有了盈余,理算工作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此,国内外人士都认为理算处第二市场的开辟非常成功。更重要的是通过香港这一窗口,了解到国际上的习惯做法,提高了中国的理算水平,使之与国际接轨。

1991年,贸促会理算处的代表赴日内瓦出席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航运委员会国际航运立法问题工作组第十三届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言,针对国际上共同海损制度的前景,指出:共同海损不应该也不可能立即废除,但应不断逐步改革—简化。这一观点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支持和好评。我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十分高兴地说:“这次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为国争了光!”

1994年11月,贸促会理算处的代表出席在悉尼举行的国际海事委员会第三十五届大会并在会上发言,参与对《1974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的修订工作。

此后,贸促会理算处的代表多次参加欧洲国际海损理算师协会(AMD)和国际海事委员会(CMI)召开的国际会议,并参与其活动。
 
四、中国共同海损理算成绩斐然
 
数十年来,贸促会海损理算处处理了大量共同海损理算案件,编制并发出了大量的共同海损理算书。理算处在处理共同海损理算案件过程中,向有关单位提供良好的服务,包括:代为宣布共同海损,收取担保,搜集相关文件及材料,公平、精准、高效地进行理算,并最终向各利益方收取分摊,使案件和赔案得以快速、完满的解决,促进了航运、经贸和保险事业的发展。

此外,贸促会理算处协助有关单位培训理赔人员,在国内外报刊和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有关共同海损的文章,并应邀到我国的许多航运公司、保险公司、有关院校和国际研讨会上授课和讲演,为普及共同海损知识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87年10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任建新(中)在北京接见贸促会部分领导和专家刘绍山(左四)、崔玉山(左三)、高隼来(右三)、唐厚志(左二)和叶伟鹰(左一)
 
注一:任建新曾任贸促会法律部部长、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院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
注二:任建新文选《政法工作五十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时期)部分的第一篇文章是“积极开展海损理算业务,促进国际航运和贸易的发展”。收入这一时期的文章共十五篇,有三篇涉及共同海损。
 

本文作者为海损理算和海商法专家叶伟膺,文章收入《庆祝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损理算处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原载《中国对外贸易》杂志2012年1月号。此次作者稍作修改,经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推荐,航运界网授权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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