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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租合同停租条款中“代理人”行为之认定 ——“日邮诉嘉吉案”英国最高法院判决解读

发布时间:2016-05-19 08:17:16  来源:航运界     专家:郑睿 访问个人主页
 

一、 引言

在定期租船合同下,承租人有义务连续、准时、足额支付租金,除非他能够证明停租条款适用。延迟导致的风险,本质上由承租人承担。

 

每一个定期租船合同的停租条款都可能不同,所以,在具体案件中判断承租人是否有权停租时,必须从停租条款的措辞出发。

 

通常而言,承租人或其代理人的行为导致时间损失,承租人无权主张停租。承租人的行为较易认定,但是承租人代理人的行为就不容易认定。因为航运实践中,承租人将船舶转租的情况非常普遍,而承租人根据租船合同应当履行的义务由独立缔约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承担的情况也非常常见。次承租人或次次承租人或独立缔约人的行为能否被认定为是承租人的“代理人”的行为就存在了争议。英国最高法院认为这是一个涉及面较广的重要问题,利用NYK Bulkship (Atlantic) NV v Cargill International SA [2016] UKSC 20一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权威解读。

 

二、 案件背景

2008年9月11日,出租人NYK将船舶Global Santosh以航次期租的方式出租给承租人Cargill,租期35天不保证。在该合同签订之前,8月18日,Cargill就和Sigma签订了一个航次租船合同。因此,Cargill指定Global Santosh为履行航次租船合同的船舶。

 

根据Cargill的指示,船舶装载了一批货物从瑞典前往尼日利亚哈科特港。这批货物属于2007年12月14日由Transclear SA(出卖人)和IBG签订的一个买卖合同项下。根据买卖合同,IBG需承担在哈科特港卸货的最终责任;而且,IBG如果在约定的装卸时间内不能完成卸货,那么它就需要向Transclear支付滞期费。如果滞期费没有支付,Transclear有权留置货物。

 

Transclear是船舶的次次承租人(sub-sub-charterer)。

 

船舶于2008年10月15日抵达哈科特港,船长也递交了准备就绪通知书。但是由于港口拥挤(拥挤的部分原因是IBG的卸货机故障),船舶被指令停在锚地等候。10月18日,船舶前往靠泊,但是途中被命令返回锚地,随后被尼日利亚法院以担保Transclear向IBG提起的滞期费索赔为由扣押。这次扣船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因为扣押命令针对的货物,而不是船舶。2009年1月15日,Transclear和IBG达成协议,船舶被释放。货物最终于2009年1月26日被卸下。

 

Cargill主张船舶被扣押的期间为停租期间。依据是定期租船合同第49条(停租条款)前句:“如果在租船合同存续期间,船舶被当局或根据任何法律程序被捕获、扣押、滞留,则直到船舶被释放,承租人支付租金的责任中止。”但是出租人NYK认为船舶被扣押的情况符合第49条但书的规定:“除非捕获、扣押、滞留是由于承租人或其代理人的个人行为、疏忽或过错导致的”,因此,承租人依然要支付租金。

 

三、 已决程序

1.仲裁

仲裁庭认为,尽管船舶被扣押是一个错误,但是这仍然是合同第49条所规范的问题,扣船确实是由于个人行为、疏忽或过错导致的。但是这个案件的关键问题是:船舶因Transclear的请求被扣押,Transclear是否能被视为承租人Cargill的“代理人”?如果“是”,则第49条的但书适用,船舶不能被视为停租;如果“不是”,则船舶可以被视为停租,承租人Cargill有权不向NYK支付租金。

 

仲裁庭多数意见认为Transclear不能被视为承租人Cargill的代理人,理由是Transclear并没有代理Cargill履行装卸货工作,并没有代理Cargill申请扣船扣货。滞期费是Transclear向IBG索赔,和Cargill没有关系,Cargill并没有任何扣船扣货的兴趣。所以,Transclear完全是基于自己利益行事。

 

2.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判决

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都不同意仲裁庭的裁决。上诉法院判决:第49条但书中的“代理人”不能作严格解释。“代理人”不仅仅包括和承租人存在严格授权委托关系的第三方,也应当扩展到次承租人、次次承租人等。但是,上诉法院认为,代理人的行为、疏忽或过错并不一定是要在履行承租人授权委托义务的时候发生。首先,第49条的措辞并没有任何此类限制;其次,从合同条文上下文观察,例如,合同第50条规定,如果承租人或其代理人有走私行为,则任何由此导致的延迟、费用和罚款都需要由承租人承担。这个条款并不涉及任何授权委托问题。再次,从商业背景看,第49条对风险分配划定了一条分明的界线:由船舶或船员导致的延迟风险毫无疑问属于出租人应当承担的范围;而由于承租人雇佣船舶或船员进行贸易活动导致的延迟风险毫无疑问属于承租人应当承担的范围。在这起案件中,出租人NYK完全没有介入到买卖合同双方Transclear和IBG关于延迟卸货的争议中,虽说承租人Cargill在租船合同下也没有任何及时卸货的义务,但是案件中的争议仍然可以被视为来源于承租人对船舶的贸易安排(转租运货)。因此,延迟风险最终应由承租人承担,承租人在船舶被扣押期间仍然需要继续支付运费。

 

承租人最终将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

 

四、 最高法院判决

最高法院以四比一多数推翻了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的判决,维持了仲裁庭的裁决。Sumption勋爵主笔了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Clarke勋爵撰写了异议意见。

 

1. 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

1) 制定第49条的目的

由于当局扣押或者滞留船舶导致的时间损失的风险分配问题,长期以来就是定期租船合同潜在的争议焦点。在扣押或滞留船舶被证明为不具正当性或者扣押或滞留船舶所支持的诉讼败诉时,争议就会越发严重。因此,定期租船合同的当事人,逐渐开始通过明示约定的方式对此类风险分配问题进行提前规范。当前案件中的定期租船合同第49条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该条款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承租人。而该条款的但书,通常应被做狭义解释,即但书适用的情况应不常见。承租人装运的货物的问题导致船舶被扣押或滞留,或承租人根据使用/雇佣条款(employment order)而指令船舶进行的某些行为导致船舶被扣押或滞留,是第49款但书适用的典型情况。但是即使在这些情况下,因果关系的判断也时常给法院带来困扰。

 

2) “代理”的认定

A. Transclear和/或IBG是否是Cargill的“代理人”

第49条但书扩展适用于定期租船合同承租人的“代理人”的行为使得该条款更难理解。在当前案件中,承租人Cargill并没有任何个人的过错。NYK要援引第49条但书抗辩,就必须证明Transclear或IBG的行为或疏忽致使船舶被扣押。

 

严格意义上,“代理人”是指获得被代理人授权而行事的人。从这个角度看,Transclear或IBG都不能被认为是Cargill的代理人。因为它们和Cargill并没有合同或其他法律关系。但是当前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并没有主张第49条但书仅仅适用于严格意义上的“代理人”。定期租船合同下,承租人转租船舶通常都被允许。所以,合同链上将包含一个或多个次定期租船合同或航次租船合同或提单运输合同。这些合同的条款不一定会呈现“背靠背”的状态。在这些案件中,租船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就成为了代为享有和代为承担(vicariously)的状态。第49条但书将适用范围扩展至承租人的代理人,就是考虑到了上述情况。

 

在The Mediolanum [1984] 1 Lloyd’s Rep.136案中,承租人根据合同应当承担为船舶提供燃油并付款的义务。承租人指定船舶前往了一个安全港口,但是船舶随后被与承租人订立燃油供应合同的燃油精炼厂指定到了一个不安全加油地点。Kerr大法官认为,尽管相对于租船合同而言,燃油精炼厂是独立缔约人,但是,就租船合同下承租人提供燃油的义务而言,燃油精炼厂是承租人的代理人。这是因为,承租人通过燃油精炼厂履行了合同义务。

 

在The Goodpal [2000] 1 Lloyd’s Rep.638案中,船舶被定期出租后,后被转租履行一个航次期租。次承租人指定船舶在第一个卸货港卸载特定重量的货物,但是收货人要求次承租人卸载更多货物。因此,在第二个卸货港,货物短量,收货人扣船索赔。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是,定期租船合同的承租人是否要为第二个卸货港的货物短量负责,理由是第一个卸货港的收货人是以承租人“代理人”的身份发布指令的。Colman法官判决,尽管第一个卸货港的收货人可以被认定为承租人的“代理人”(例如,如果他在卸载货物时对船舶或船上其他货物造成损失,则承租人要对出租人做出补偿),但是他们的“代理”权限不能扩展至第二个卸货港收货人的货物,因为这些货物并不属于他们。因此,承租人无需为第一个卸货港的收货人的指令承担责任。

 

从上述两个案件的判决可以看出,定期租船合同中的承租人的“代理人”,并非必然限制于与承租人有直接法律关系,严格意义上代承租人行事的“代理人”。

 

在Global Santosh船舶的定期租船合同下,Cargill享有指定船舶何时及何地卸载货物的权利。但最终享有该权利的当事人是货物利益相关人,即Transclear和IBG。根据上述分析,从这个角度说,Transclear和IBG可被视为Cargill的代理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Cargill对于Transclear和IBG的任何导致船舶被滞留的行为都将承担责任。这是因为不是所有次承租人(包括次次承租人)的行为都可以被认为是在行使租船合同下的权利或履行租船合同下的义务。Transclear或IBG以Cargill的“代理人”身份行为与船舶被扣押的理由之间应当存在某些关联(nexus)。例如,如果Transclear或IBG为行使所有人权益(proprietary interest)而致使船舶被扣押,或为支持与姊妹船有关的货物索赔而致使船舶被扣押,则船舶应被停租。

 

当前案件中,Transclear和IBG可以享有的权利是要求卸载货物,应当履行的义务是完成卸货作业。Transclear和IBG是以Cargill的“代理人”身份来享有权利并履行义务的,这没有争议。真正的争议焦点在于“代理”行为的范围:“代理”将扩展到哪些行为或疏忽?

 

B.Transclear和/或IBG的行为是否是代理行为

如上所言,上诉法院对案件的判决认为,承租人对船舶的贸易安排(在本案中,Cargill将船舶转租给Sigma)使得争议可能发生,因此承租人应当承担相关风险。

 

最高法院不同意上述观点。

 

最高法院认为,根据定期租船合同第8条,Cargill有承担货物装卸作业的义务。但是,一方面,在NYK和Cargill之间,Cargill并没有在某一特定时间完成卸货的义务;另一方面,基于买卖合同中的装卸时间和滞期费条款,Transclear和IBG对于卸货时间确实要承担义务,而NYK和Cargill又都不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上述交易安排所产生的法律效力就是,在NYK和Cargill之间,货物装卸操作是IBG代Cargill履行的,而IBG能卸货的权利是Cargill间接赋予的。

 

最高法院认为,如果IBG瑕疵履行卸货义务,Cargill可能需要向NYK承担责任。但是,瑕疵履行义务和尚未履行义务不同。不论原因如何,IBG未在2008年10月15日至2009年1月15日之间卸载货物,这不能被认为是IBG代Cargill行使了租船合同下的权利。IBG在此期间内并无作为,也因此没有在任何意义上代Cargill行事。IBG的不作为如果要与合同第49条设定的责任相关,则此种不作为应当被认定为是对Cargill在定期租船合同下需承担的某些义务的违反,而这并非本案的情况(Cargill并不承担及时卸货的义务,及时卸货的义务源于买卖合同)。因此,Cargill为IBG在卸货港的卸货作业中的行为或疏忽需要承担的责任,仅能被扩展至卸货作业实际履行过程中发生的行为或疏忽。此外,船舶被扣押是源于Transclear和IBG之间的买卖合同下的滞期费争议,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视为他们在替代Cargill行使定期租船合同下的任何权利。

 

最高法院还认为,上诉法院将“代理”范围扩展到源于船舶贸易安排的一切事项的观点过于宽泛。在当前案件中,对于扣船源于Cargill对于船舶贸易的安排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Cargill将船舶转租给Sigma后,使得Transclear和IBG成为了合同链的一部分变得可能,船舶也因他们之间的争议被扣押。该解释不具有任何正当性,因为它并不要求致使船舶被扣押的行为和租船合同义务的履行之间存在关联。

 

2.Clarke勋爵的异议意见

Clarke勋爵同意Sumption勋爵对于Transclear和IBG代理人身份的认定,也同意本案真正的问题不是Transclear和IBG是否作为Cargill的代理人享有了权利也承担了义务。案件的真正问题还是,“代理”行为能被扩展到什么样的行为或疏忽?

Clarke勋爵认为承租人在船舶被扣押期间应当继续支付租金。“代理”行为应被扩展至Transclear和IBG在从船长提交装卸准备就绪通知至卸货完毕这段期间的行为。因为这段期间内,船舶要遵从承租人Cargill的靠泊、等待卸货和完成卸货的指示。虽然承租人没有在特定时间卸货的义务,但是根据租船合同,即使船舶被转租,承租人也要为履行租约负责,特别是“承租人需要自行承担费用完成所有货物装卸作业。”

 

船舶延期卸货部分是由于IBG的卸货机故障,这可被视为定期租船合同负责卸货的当事人即Cargill没有履行义务。Cargill在延迟卸货期间仍然需要支付租金,这正好可被认为IBG在延迟卸货的问题上可被认为是Cargill的代理人。合同中没有明确的停租条款来规范该事项,这说明了定期租船合同的当事人认为将次承租人(次次承租人)的卸货设备损坏作为停租事项是没有合理基础的。也就是说,当事人都接受,定期租船合同的安排是船舶在整个租期内都应当持续支付租金,除非出现与船舶本身或出租人相关的原因使出租人在那段特定的期间内不应获取租金。

 

Clarke勋爵进一步认为,Sumption勋爵对“瑕疵履行义务”和“尚未履行义务”进行区分过于狭窄。而且,Sumption勋爵有关“Cargill为IBG在卸货港的卸货作业中的行为或疏忽需要承担的责任,仅能被扩展至卸货作业实际履行中发生的行为或疏忽”的观点,也不具有正当性,因为第49条但书的措辞并没有要求承租人或其代理人的行为必须是积极的行为。

 

最后,Clarke勋爵认为,期租合同允许Cargill将履行租船合同项下的义务转由他人履行,但是同时Cargill仍然要承担责任。次期租合同的具体形式和条款完全是由Cargill和次承租人(次次承租人)来决定。因此,Cargill有权和Sigma签订一个航次租船合同(将卸货义务交由Sigma履行),Sigma又有权和Transclear在签订租船合同(同样将卸货义务交由Transclear履行),而最终Transclear又有权和IBG订立买卖合同(将卸货义务交由IBG履行)。IBG没有按时履行卸货义务,使其产生了对Transclear的滞期费责任,而Transclear因此将船舶扣押。可以说,船舶被扣押与卸货义务在合同链上被渐次传递密切相关。因此,Sumption勋爵认为租船合同义务之履行与船舶被扣押之间不存在关联,是不正确的。

 

综上所述,Clarke勋爵的观点是:船舶被扣押与出租人NYK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和Transclear和IBG替代Cargill履行卸货义务有关。上述分析更符合商业常识,因为定期租船合同当事人知道在合同链下很可能会产生滞期费,也因为Transclear和IBG替代Cargill履行卸货义务完全在出租人控制范围之外。

 

五、 评论

仲裁和下级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内部对本案都存在不同意见,可见本案确实带来了一个极富争议的法律难题。该难题来源于航运实践。极其常见的船舶层层转租,以及当事人对独立缔约人的频繁使用,使诉争停租条款中的“代理人”不能被严格限制在传统意义的“代理”之上。这一点不存在争议。争议焦点是,船舶转租后的次承租人(次次承租人)或独立缔约人的哪些行为,可以被视为需要“被代理人”即承租人承担责任或风险的行为?

 

最高法院对上述争议焦点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方法。多数意见采取的是较为严格的解释方法;而异议意见采取的是较为宽松的解释方法。严格的解释方法注重因果关系(关联nexus)的认定;而宽松的解释方法更注重合同的商业背景。严格的解释方法认为某些时间损失的原因,既不能归于出租人,也不能归于承租人;而宽松的解释方法则将时间损失风险一分为二,要么由承租人承担,要么有出租人承担。

 

多数意见严格解释代理行为所能被扩展的范围,背后的考虑应该是在代理人身份可被宽松认定的前提下,如对代理行为再做宽松认定,则可能会引发大量争议。出租人可能会主张很多次承租人(次次承租人)或独立缔约人的行为都应由承租人承担责任或风险。多数意见的观点,即对“关联”之存在有更高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防洪阀门”的作用。从这一角度看,笔者赞同多数意见。

 

最高法院的判决也许并不能为诸多潜在的争议提供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因为“关联”(nexus)是否存在,是否紧密,仍然是一个需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最高法院的判决还是对定期租船合同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提供了分析指引,值得认真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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