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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还船下船东减损行为之后果与损害赔偿计算的关系

发布时间:2016-01-07 13:38:22  来源:航运界     专家:郑睿 访问个人主页
 
提前还船下船东减损行为之后果与损害赔偿计算的关系
The New Flamenco [2015] EWCA Civ.1299
 
在定期租船合同中,承租人提前还船将构成毁约(repudiation)。如果船东接受毁约(accept the repudiation),通常而言,船东不能空置归还的船舶,而需要将船舶在当前市场上出租,即签订替代租约(alternative substitute charterparty)。剩余租期内合同的租金费率和市场的租金费率的差价,就是船东就可以向承租人索赔的损害赔偿。船东的此种做法在法律上被视为船东为减少提前还船给其造成的损失而采取的行动,也被称为船东减损行为(act of mitigation)。但是,并不是在所有提前还船的案件中,船东都有办法将船舶在当前市场上出租。也就是说,船东在接受还船之后(尤其是在航运市场状况不佳之时),会发现并不存在替代市场可以提供替代租约供其签订。在此种情况下,船东采取的其他行动(如将船舶出卖)是否会对其向承租人索赔损失的权利造成影响,就成为了一个值得考虑的法律问题。2015年12月21日,英国上诉法院下达的The New Flamenco [2015] EWCA Civ.1299一案的判决中就对上述法律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案件事实:
2004年2月13日,船东以NYPE格式将The New Flamenco这条船租给了承租人。2005年8月,租船合同当事人签订了一个协议,约定将租期延长两年至2007年10月28日。2007年6月8日,租船合同当事人再次达成一个协议约定将租期再延长两年至2009年11月2日。
 
但是承租人却主张2007年6月8日达成的协议的有效性,并拒绝签署该协议。他们坚持己方有权在2007年10月28日还船且实际上他们也确实在该日将船舶归还。船东视承租人的行为为毁约,在接受毁约之后不久,就以两千三百七十六万五千美元的价格将船舶出售。
 
租船合同适用英国法,争议解决方式为伦敦仲裁。2008年3月4日,船东开始仲裁程序并指定了独任仲裁员。2013年5月仲裁员进行了第一次开庭(不知什么原因延迟了这么久)。此时,可以明确的事实是,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2009年11月(预计还船日期)船舶的价值与2007年10月(船舶被出售时)相比出现了巨大贬值。仲裁员随后确认,2009年11月,船舶仅值七百万美元。
 
船东主张与承租人抗辩:
船东以2007至2009这两年损失的净利润为基础提起损害赔偿。这个数额减去由于出售船舶而节省下的船舶营运成本和费用之后,约七百五十五万八千欧元。但是,承租人抗辩道:船东在计算损害赔偿时必须要考虑2007年和2009年船舶出售价值的巨大差额,这个差额应当从损害赔偿中扣除。船东主张,2007年和2009年船舶出售价值的这个差额在法律上与损害赔偿数额计算无关,不应被纳入考虑范围。
 
仲裁裁决:
独任仲裁员裁决:2007年和2009年船舶出售价值的差额应当被纳入损害赔偿计算的考量范围。这个差额为一千一百二十五万欧元。这个数额已经多于船东的利润损害赔偿,因此,船东不能因承租人的毁约行为而获得任何赔偿。
仲裁员认为,通常而言,当船舶被提前归还时,船舶并不会被出卖,所以,船舶资本价值的变化也不会与船东损害赔偿的计算有关。但是,当前案件的情况较为特殊,当船舶于2007年10月28日被归还时,船东已经不可能再找到两年的替代租约。因此,2007年10月船东出售船舶是由于承租人提前还船的违约行为造成的,且属于合理的减少损失的行为。而且,船舶售价也是合理的。简言之,当船东以减损为目的而将船舶合理出售时,将船舶资本价值的保留排除在损害赔偿的计算范围之外并无任何合理理由。
 
本案所涉的法律问题:
2013年9月17日,英国高等法院的Teare法官依《1996年仲裁法》第69条批准了船东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并认定上诉要解决的法律问题为:当计算定期租船合同下因承租人毁约导致船东解除合同后船东遭受的利润损失时,承租人是否有权主张该利润损失应当相应减少,理由是船东接受毁约后获得了利益,该利益包括船东在接受毁约后随即出售船舶而避免的船舶资本价值贬损,因为如果船舶被保留至租船合同履行完毕时,它会因该期间船价下跌而只能拥有较低的资本价值?
 
高等法院的判决:
简而言之,原告(合同守约方)的减损行为会导致三个层面的法律后果:第一,被告违反合同造成的损失,只要是原告可以采取合理步骤加以避免的,原告就不能获得赔偿,不管原告实际上是否采取了合理的步骤避免或减轻损失;第二,如果原告已经采取行动避免或者减轻了损失,原告也不能获得这些损失的赔偿;第三,原告采取合理的步骤减轻损失的过程中发生的进一步损失或者费用,可以请求被告予以补偿。(参见何宝玉《合同法原理与判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518-519页)。其中,与当前案件直接相关的是上述第二层含义。
 
高等法院的Popplewell法官在考虑了一系列的先例之后,提炼了十一个与减损行为有关的法律适用规则,其中与当前案件直接相关的是以下三个:首先,以违约造成为限,合理减损的措施带来利益在计算损失时应被考虑;其次,不论是否有违约,当利益是由于守约方可自行进行的交易产生,这暗示着违约并非是足以产生利益的原因;第三,即使违约产生了利益,如果计算损失时考虑这些利益会有违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即被告违约方可因守约方行为获益,这些利益也不能被纳入考虑范围。
基于上述规则,Popplewell法官判决,船东出售船舶,将船舶资本价值变现的行为具有独立性,并非因承租人提前还船所致。而且,出售船舶的交易是船东不论承租人是否违约都可以进行的,这进一步指向着船东获得的船舶变现价值在法律上也并非源于违约。此外,如果出售船舶所获利益在计算损害赔偿时要考虑,那么符合逻辑的做法就是同时也要考虑船东对这笔收入的使用,这将会使得损失赔偿的计算进入无休止的反复过程。所以,船东出售船舶的获益在计算损害赔偿时不能被纳入考虑范围。
 
上诉主张:
承租人对高等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述:首先,Popplewell法官没有对仲裁员的事实认定——即出售船舶所获利益是源于承租人违约行为并在船东实施减损行为的过程中获得——给予足够考虑。其次,本案事实特殊之处在于船东接受承租人毁约之后,并不存在替代市场可让其签订租约。而在没有替代市场的情况下,实际的船舶交易和租船市场的波动总是要被纳入考虑范围内的,买卖船舶的行为不应做不同对待。第三,Popplewell法官总结的十一个规则过于复杂,其中很多都涉及事实认定,应交由仲裁员解决。
 
船东对上诉的抗辩可归纳为:首先,船舶资本价值的波动并不能因船东履行减损行为而被纳入考虑范围;第二,就算要考虑船东履行减损行为而获得的利益,该利益也应当和损失属于同一种类(这一抗辩观点和Popplewell法官总结的法律规则不相一致,且最后也没有得到上诉法院的支持),而当前案件并不是这样的情况(一个是出售船舶收益,一个是租金利润损失)。
 
上诉法院判决(一致意见):
在引用了几个先例之后(特别是British Westinghouse Electric and Manufacturing Co Ltd v Underground Electric Railways Co of London Ltd [1912] AC 673),上诉法院的Longmore大法官总结道:如果原告在其通常业务运作过程中采取了减损措施,此种措施起因于违约,且使原告获得了利益,则通常而言,这些利益在计算原告损失的过程中应当被纳入考虑范围,除非该措施完全独立(wholly independent of)于原告和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
 
在提前还船的案件中,替代市场是否存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法律问题。在The Elen a D’Am ico [1980] 1 Lloyd’s Rep.75案中,在接受了船东的毁约行为之后,承租人能索赔的损失被限制于替代市场和诉争租船合同租金费率的差价之上;法院没有允许承租人索赔如果租船合同继续履行承租人能够获得的贸易利润。但是,如果替代市场不存在,那么船东在定期租船合同下损失的初步判断依据就成了合同租金与赚取租金的成本(船员工资、燃油费用等)之差。不过,如果船东有合理机会通过出售船舶减轻损失,船东依然选择遵照上述初步判断依据索赔损失就不是合理选择。如果船东出售船舶,他可能会产生额外损失,也可能会获得收益,但是无论如何,损益都应在计算损失时被纳入考虑范围。此种情况下,并不存在任何替代市场可供船东利用;船东所为不过是考虑了他的减损决定的后果,而通常而言,这些后果都源于承租人的违约行为。
 
在The Kildare [2011] 2 Lloyd’s Rep.360一案中,当船东接受了承租人提前还船之后,却发现没有替代市场可以再将船舶定期出租,所以,船东只有通过订立了航次租船合同来减少损失。高等法院Steel法官判决船东的行为并非任何“独立的决定”,因为替代市场不存在的事实使得船东并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减少损失。当前案件的特殊情况和Kildare案类似,在船东有权订立航次租船合同的方式减少损失并以此为基础来计算损害赔偿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正当的法律理由可以认为船东出售船舶的减损行为带来的收益不应被纳入损害赔偿的计算范围内。在当前案件中,如果2007年至2009年间,船舶的市场价格上涨,承租人同样应当为船东无法利用上涨的船舶价格市场获利而承担责任。
 
总之,Longmore大法官对高等法院Popplewell法官的判决理由一一进行了回应。首先,“不论是否有违约,当利益是由于守约方可自行进行的交易产生,这暗示着违约并非是足以产生利益的原因”的观点并没有任何先例支撑。当不存在替代市场时,根据British Westinghouse一案的判决,仲裁庭/法院只需要决定出售船舶是否源于(arise from)违约并且是船东在其通常业务运作过程中会做出的决定。当前案件中,仲裁庭的认定为“是”。其次,从因果关系角度看,依据先例,只要承租人的违约行为是船东获得利益的一个有效原因,就可以说,利益源于违约。复次,从公平正义的角度看,合同法损失赔偿的首要原则是补偿原则(The Golden Victory),即法院授予原告的损害赔偿数额,应当使其处于假设合同得以顺利履行的情况下他所处的经济地位。从整体上观察当前案件,船东实际上从以减损为形式的船舶出售行为中获得了很大利润,该利润源于违约,应当在计算损失时被考虑在内。最后,一旦船舶被出售,如何使用这笔收入就是船东自己的问题了。被违反的合同的标的物是船舶而不是出售船舶的收益。而且,无论如何,当前案件中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船东如何使用了这笔收入。
 
所以,对于前述Teare法官在批准上诉时提出的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Longmore大法官的回答是:是的,前提是利益源于损失并经由原告减损行为获得。
 
上诉法院的Christopher Clarke大法官就因果关系问题发表了非常简单的协同意见,而Sales大法官对Longmore和Christopher Clarke两位大法官的意见表示赞同。
 
简评
在航运市场处于低谷之时,定期租船合同下提前还船的案件频频发生,可谓定期租船合同争议的焦点之一。在当前的案件中,虽然上诉法院的判决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仲裁员认定的事实之上,即船东出售船舶的行为源于承租人违约且属于减损行为,但上诉法院还是通过对相关先例的分析为不存在替代市场的情况下定期租船合同违约损害赔偿计算提供了若干非常有用的指引,值得租船市场关注。而且上诉法院对于守约方减损行为的履行规则做出的若干总结对于其他类型的合同案件也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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