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期租船合同下租金支付条款到底是不是条件条款?

发布时间:2015-03-30 09:28:30  来源:航运界     专家:郑睿 访问个人主页

定期租船合同下租金支付条款到底是不是条件条款?
Spar Shipping v Grand China Logistics [2015] EWHC 718 (Comm)
 
英国合同法下,涉及到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条款可以分为三大类:条件条款(condition)、中间条款(innominate)和保证条款(warranty)。区分的意义在于违反不同类型条款的后果有所不同。如果条件条款被违反,那么合同的守约方不但有权索赔损失,更可以解除合同;如果保证条件被违反,那么合同的守约方只能索赔损失,而不能解除合同;如果中间条款被违反,那么合同的守约方除能够索赔损失之外,其解除合同的权利能否行使,取决于违约后果是否严重,如违约从实质上剥夺了守约方根据合同可以享有的利益,那么守约方就有权解除合同,否则,守约方无权解除合同。
 
上述原理在租船合同领域有着大量的运用。例如,要求船东提供一艘适航船舶(seaworthiness)的条款,在The Hong Kong Fir[1962] 2 QB 1一案中被认定为中间条款;要求船东提供可预计装船时间的条款(expected ready to load)在The Mihalis Angelos [1971] 1 QB 164一案中被认定为条件条款;要求船东在约定时间内提供石油装运批准的条款(major approval),在The Seaflower [2001] 1 Lloyd’s Rep.341案中被认定为条件条款。等等。
 
回到定期租船合同,承租人按时、足额地支付租金,虽然一直被认为是其最主要的义务之一,但租金支付条款的法律性质——条件条款还是中间条款——长久一直悬而未决。在The Brimnes [1973] 1 WLR 386一案中,英国高等法院的Brandon法官认为租金支付条款并不是一个条件条款,只是中间条款。40年后,2013年,在The Astra [2013] 2 Lloyd’s Rep.69一案中,英国高等法院的Flaux法官却做出了不一样的认定,判决租金支付条款为条件条款(这里要解释的是,英国法下遵循先例原则并不要求初审法院受自己先前判决的约束。因此,高等法院A法官先前的判决对此后高等法院的B法官没有约束力)。该判决在租船市场上引起了激烈讨论,这些讨论大致都认为,Flaux法官的判决并不代表租金支付条款的法律性质已经有了定论。2015年,相同的问题又来到了英国高等法院Popplewell法官面前。在遵循先例制度的约束下,一般而言,对于同一个法律问题,如果高等法院的第一个判决在此后的第二个判决中被完全考虑了但没有被遵循,那么第二个判例应视为就有关问题确定了其中的法律规则。在第三个及其后的案件中,高等法院法官应遵循第二个判例。唯一的例外是:第三个案件的法官确信第二个案件未遵循第一个案件是错误的(比如,有约束力或极具说服力的判例在前两个案件中都未被引用)。Popplewell法官认为来到他面前的Spar Shipping v Grand China Logistics [2015] EWHC 718 (Comm)一案就是遵循先例制度的上述例外。考虑到这个问题在航运界普遍存在并且非常重要,Popplewell法官决定为争议画上一个句号。经过50页、115段的法律分析,他的最终观点和Flaux法官先前的判决不同:定期租船合同中的租金支付条款,不是一个条件条款。
 
从根本上说,租金支付条款的性质是一个合同解释问题。换句话说,法院需要从合同措辞出发,客观地寻找当事人的订约意图:当事人约定在承租人没有支付租金的情况下,船东有权撤船,这是否同时也暗含着当事人有将该条款设定为条件条款的意图?亦或是,租金未支付情况下船东有权撤船的约定仅仅意味着船东有一个解约选择权,而仅有在承租人没有支付租金构成毁约(repudiation or renunciation)的情况下,船东才能索赔损失?(Popplewell法官在此解释了毁约的含义,即一方当事人的言行表明了将来当合同履行期到来时他也不会履行合同的意图)。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不论租金支付条款的性质如何,承租人按时足额支付租金的义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定期租船合同本质上不是一个货物运输合同,而是一个租赁合同,或者说是一个提供船舶使用服务的合同。在承租人使用船舶的过程中,船东仍然要承担很多船舶营运费用。船舶通过营运赚取运费的能力是船东交由承租人掌握的,运费也是由承租人收取的,所以船东有权提前收取租金来覆盖他需要承担的营运费用(如船员工资、船舶保险费、船舶维护保养费用等)并适当赚取租赁利润。船东没有义务进行赊账交易,在没有提前足额收取到租金的情况下,船东有权终止为承租人服务。其次,在船舶抵押给银行的情况下,抵押合同会要求船东按时向银行偿还借款。如果船东存在过错没有按约定还款,那么银行就可能有权加速还款的进程甚至会以拍卖船舶的方式行使抵押权。而且,如果船东拥有一只船队,那么抵押合同中还可能出现交叉过错条款,即船东没有偿还船队中一条船舶的贷款将会使银行有权通过船队中的其他船舶实现抵押权。所以,船东需要通过按时收取租金来保证船舶贷款能够得到按时偿还。再次,在存在租约链的情况下(航运业中非常普遍),二船东(disponent owner),也就是头租约下的承租人,需要次承租人按时向其支付租金,以便其能够按时支付头租约下的租金。如果次承租人(或次次承租人)不按时支付租金,则租约链将可能会出现连环违约的情况,引起非常复杂的纠纷。
 
那么,按时足额支付租金义务的重要性是否会使得租金支付条款成为条件条款呢?在The Astra一案中,Flaux法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给出了四个支持理由。第一,租船合同中的撤船条款清楚地表明,当承租人没有履行租金支付义务时,船东有权终止合同(撤船),这本身就说明未支付租金的行为已经足够严重到触及了合同存在的基础,所以规范租金支付行为的条款应该成为条件条款。第二,商事合同当中有一个一般原则,即要求按时或限时履行义务的条款(除货物买卖合同货款支付条款以外)都是至关重要的条款,也因此会成为条件条款。而要求按时支付租金的条款正属于这一类型。第三,将租金支付条款认定为条件条款是商业确定性的要求。因为除非承租人不支付租金的行为构成毁约,撤船条款仅仅给予了船东终止合同的权利,而没有进一步给予船东在租金市场下跌的背景下索赔损失的权利,这就会使得船东的法律地位一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会让船东不断考虑是否要和没有履行义务的承租人僵持下去直到承租人的行为可以被明确认定为毁约。第四,在船舶建造合同中,要求船东按照约定按时分期支付建造费用的条款被认定为条件条款。相关原则类推适用到定期租船合同中,同样也应当成立。
 
Popplewell法官在Spar Shipping v Grand China Logistics [2015] EWHC 718 (Comm)一案中对Flaux法官的上述理由一一进行了回应和反驳。
 
针对Flaux法官的第一和第三个理由,Popplewell法官认为:普通法下的先例表明,除非条款措辞明确,否则合同中的终止条款应当仅能被认为赋予了合同当事人终止合同的选择权,而并不包括普通法下索赔损失的权利(这一法律原则在租船合同中是有大量运用的。例如,航次租船合同中,承租人行使销约期条款赋予他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进一步索赔船舶延迟抵达而造成的损失;定期租船合同中,承租人行使停租条款下的合同终止权利(例如停租时间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长度),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进一步索赔停租带来的损失)。一个合同条款如果规定了某种违约救济,并不能被自动地推导出在该救济没有被当事人选择的情况下其他救济会自动填补使用。Spar Shipping v Grand China Logistics案件所涉条款(以及其他标准租船合同中的租金支付与撤船条款)的措辞仅仅赋予了船东撤回船舶服务的权利,其效力仅及于将来的合同履行。该条款既没有扩张也没有限制合同当事人的其他权利(如损害赔偿)。也就是说,就普通法下索赔损失的权利而言,该条款的措辞是中立的。如果当事人意图将索赔损失的权利引入到合同中,就应当在相应条款的措辞里明确。比如,明确租金支付条款应被视为是一个条件条款(be treated as a condition),或明确租金支付时间至关重要(time of payment was to be of the essence)。涉及光船租赁合同的The Mahakan [2012] 1 Lloyd’s Rep.87一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该案中在租金没有支付的情况下,船东终止合同的同时可以索赔“all costs, expenses, damages and losses incurred by the Owners as
a consequence of this Charter having terminated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e agreed Charter Period”)。
综上所述,租金支付条款中赋予船东撤船的权利并不能证明船东也同时被赋予了索赔损失的权利。
 
那么,在没有赋予船东撤船权利的情况下,租金支付条款本身是否能构成一个条件条款呢?答案也是否定的,理由如下:首先,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租金支付条款内都会有撤船的规定,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如果没有明示的约定,撤船权利是不会默示地赋予船东的。如果船东根据普通法的规定就可以享有终止合同的权利,那么撤船规定将会变得多余。在英国上议院的The Afovos [1983] 1 Lloyd’s Rep 335一案中,Diplock勋爵已经明确,如果租金支付条款中没有规范撤船问题,他将视该条款为中间条款。其次,在商事合同中,除非有明确约定,否则规范支付时间的条款一般不会被认定为条件条款。在定期租船合同中,并没有这样的明确约定。复次,违反租金支付条款的情况可轻可重。没有按时支付租金可以包括几个小时的无心之失,对船东不会造成任何损害,或者说在长期的定期租船合同中,损害微不足道。在没有明确的商业确定性要求的情况下,如果违反一个条款的后果可轻可重,那么这个条款应该就被认定为中间条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租船合同中要求船东提供适航船舶的条款)。在这方面,租金支付条款可谓被打上了中间条款的烙印。再次,很难想象在没有撤船约定的情况下,船东和承租人会意图约定如果租金支付晚了几分钟,船东就会有权利终止一个长期租船合同。又次,就算加入商业确定性的考量,结论也不应有变化。一方面,对确定性的迫切需求必须和不让轻微违约就有权终止长期租船合同的需要相互平衡。另一方面,虽说如果认定租金支付条款为中间条款会使得船东在市场下跌的情况下没有确定的把握在何时可以行使索赔损失的权利,但这是商人们在履行普遍含有中间条款的合同时经常会遇到的问题,而租船合同本身就含有很多此类条款(如适航条款)。船东并不是唯一在商业世界中需要依赖合同对方当事人及时付款以保证持续经营的人。直到The Astra一案判决之前,航运市场普遍接受的是The Brimnes一案的结论。近四十年的时间,船东和承租人签订租船合同都是建立在租金支付条款不构成条件条款的基础上。市场常用的NYPE、BALTIME和SHELLTIME等标准格式合同没有一个将租金支付条款明确为条件条款,市场上也没有出现将租金支付条款定制为条件条款的实务操作(可以对比的是上文提及的光船租赁合同The Mahakan一案所涉条款)。四十年来市场有涨有跌,有大量的争议提交仲裁或法院要求仲裁庭或法官判断承租人不支付租金的行为是否足够严重以至于构成毁约行为。可见,航运市场并没有认为商业确定性的要求会迫切到要将租金支付条款规范为条件条款的程度。
 
针对Flaux法官的第二个理由,Popplewell法官认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英国上议院在Bunge v Tradax [1981] 1 WLR 711一案中的判决。在这个案件中,出卖人和买受人签订了一个FOB货物买卖合同,货物分三批付运,时间分别是1975年五月、六月和七月。合同中有一个条款规定,买受人应当提前十五天向出卖人发出船舶准备就绪通知,以便出卖人根据合同约定指定装货港。在第一批货物付运期延长到了六月份之后,根据约定,买受人应当最晚在六月十二号发出通知。但是,直到六月十七号,买受人才发出船舶准备就绪通知,晚了五天。出卖人以通知条款为条件条款为由提出解除合同并索赔损失,英国上诉法院和上议院都判决出卖人胜诉。上议院的勋爵们仔细考虑了商事合同中与履行时间有关的条款的重要性。Lowry勋爵认为:一般而言,履行时间会被认为涉及了合同的根本。但是,他也进一步说,合同成立是为了履行而不是为了被解除。所以,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认为履行时间条款构成条件条款。Wilberforce勋爵和Roskill勋爵都认为,法院不能太轻易将一个条款认定为条件条款,除非条款的措辞明确显现了这个意图。而且,Bunge v Tradax案件中的条款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履行该条款所涉义务是另一方当事人履行他方义务的先决条款——买受人必须先给予船舶准备就绪通知,而后出卖人才能够指定装货港并装运货物。而定期租船合同中要求按时支付租金的条款并不具有这样的性质。再者, Lowry勋爵对于履行时间涉及合同根本的观点也需要进一步评述。该观点的法律依据是具有法律百科全书地位的Halsbury’s Law一书第4版第9卷第482段的总结,但是,该总结的判决依据没有一个涉及合同中的支付义务。相反,《1979年货物买卖法》第10条明确规定,除非有相反意图,否则合同中的支付条款不能被认为是合同的根本条款。所以,更加明确的法律原则应该是:当事人有相反意图,商事合同中有关支付时间的条款通常不能被为认为是合同的根本条款。Diplock勋爵在United Scientific Holdings v Burnley Borough Council [1978] AC 904一案的判决,Christopher Clarke法官在Dalkia Utilities Service v Celltech International [2006] 1 Lloyd’s Rep.599 ([130]-[131])一案的判决 以及权威的参考书Chitty on Contracts第12-037段都承认了上述法律原则。
 
针对Flaux法官的第四个理由,Popplewell法官认为,在船舶建造合同中,造船厂的法律地位和定期租船合同中船东的法律地位是非常不同的。在定期租船合同中,船东根据撤船条款行使撤船权将使得他能够自由地将船舶重新投入市场以赚取利润,也因此将终结合同终止给他带来的损失。但是,在船舶建造合同中,如果造船厂在船东不支付建造费用而选择终止合同之后,造船厂面临的将是一艘未完成建造的船舶,损失也将持续产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船舶建造合同中,造船厂拟定合同终止条款的时候会意图明确合同终止不仅仅意味着合同项下的义务不再履行,而且船东也有义务赔偿由于合同终止而带来的损失(也就是明确船东按时支付分期支付建造费用的条款是条件条款)。上述分析不能类推适用到背景完全不同的定期租船合同中。
 
综上所述,Popplewell法官的结论是:定期租船合同中的租金条款不是条件条款。在承租人不支付租金的情况下,船东可以根据撤船条款行使撤船选择权;但是,只有在承租人不支付租金的行为构成毁约,即承租人有明确意图不再愿意继续履行租约的情况下,船东才可以进一步索赔不支付租金造成的损失。
 
Popplewell法官的判决是否被会提起上诉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过考虑到Flaux法官的判决在Popplewell法官的判决中已被详细分析,在遵循先例制度下,Popplewell法官的判决将更具有说服力。Flaux法官在The Astor案中的判决,也许最终只不过像一阵风,引起了一片涟漪。风过无痕,水面再次恢复平静,而租船市场的船东和承租人,也将继续按照四十年前The Brimnes案确立的规则继续他们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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